2023沉思录34

文:奶包的大叔

9月7日,挪威央行宣布,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将关闭在上海的代表处,”多年来,我们的新加坡办事处不断扩大,有效处理了包括CN在内的所有业务职能。”

作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目前在全球拥有的资产超过15.2万亿克朗(合1.42万亿美元)。而在关闭上海办事处之后,该基金在全球将仅保留4个办事处(分别位于奥斯陆、伦敦、纽约、新加坡)。截至2022年底,该基金持有约850家CN公司的股份,总价值达420亿美元。

而在2天前(9月5日),全球最大资管公司BlackRock(贝莱德)也宣布将于11月7日关闭CN股票基金ChinaFlexibleEquityFund。贝莱德全球基金主席DeniseVoss在给股东的信中对撤资CN的解释则是“缺乏新的投资者兴趣”,以及未来大量认购的前景黯淡。

目前,美国共同基金和ETF投资的CN股票和债券近2940亿美元,而BlackRock、先锋、富达、DWS管理的相关基金目前都已处在美国国会的显微镜之下。尤其是在美国众议院7月底要求BlackRock提供其在CN持股的相关文件之后。

与此同时,十几位驻CN外国外交官也纷纷表示,东方大国leader将不会出席印度G20峰会的消息、以及东方大国根本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都证实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东方大国正在与西方及其盟友断绝联系。

对此,本人则认为,someone自从上任以来已经参加了历届G20峰会,而这一次之所以会突然缺席,很可能与其在BD河期间的special遭遇、从而担心会在参加国际峰会时发生coup有关。

更加尴尬的是,美国政府宣布拜登将在G20峰会后访问越南河内,并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直接提升至最高级别。

对此,国际市场和社会认为,不论是美国支持越南成为半导体工业中心的计划、还是美国这次把双方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与中俄外交地位同级(目前美国在越南的外交地位要低2个级别)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针对性都极其明显。

用新加坡智库伊沙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话说就是,越共领导层认为,虽然与美国关系大幅升级的风险很高,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因为美中关系“未来可能会恶化”。

显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在面临的早已不是经济crisis这么传统的问题了。

9月5,东方大国壬大发布了5个新修法案的系列征求意见稿。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

尤其是该法案中存在大量定义不明确、含糊不清的规定,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口袋罪的轰轰烈烈大讨论。

那么,对于十几亿人口来说,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时间倒回110年前。

1917年11月,苏维埃发布了人民委员会有关法院的“第一号令”:“为了打击FGM力量,与土匪、奸商,以及商人、工业大亨、职员等人的破坏行动以及其他敌对行动进行斗争,因而成工农革命法庭。”

当时,全俄各地共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但由于革命法庭的法官都是由苏维埃直接指派,并且许多法官根本不具备法学知识,因此这些法庭完全处于无法律可依、只能依苏维埃的命令与革命意识进行(人为)判决。

最终的结果是,在短短不到4年时间内(1918年~1922年2月),全俄被以FGM罪处死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00万人。

这也是人类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口袋罪。

第二次口袋罪,则出现在德国。1933年初,希特勒刚上台才几个月,戈培尔管理的帝国宣传部就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德意志精神”大清洗运动。

当时,一大波德国大学生在帝国宣传部的号召下,兴奋地收集各种“非德意志”的文稿,针对的目标不仅包括犹太人,而且还包括任何对纳粹思想持质疑态度的人。

1933年5月10日,纳粹在德国柏林歌剧院广场公开进行了震惊世界的焚书事件。随后,包括埃里希·保尔·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在内的一大波德国文学家纷纷逃离德国。1943年12月,埃里希·保尔·雷马克没有移民的亲妹妹(埃尔弗里德)被纳粹处以砍头的极刑。

第三次口袋罪,则出现在东方大国。从1949年开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东方大国都是没有刑法的国家,基本上处于毫无法治的“原始”状态。

当时,东方大国针对刑事犯罪主要依靠从苏联照搬而来、只有短短21条的《惩治FGM条例》来定罪。从法理上来说,该条例中的每一条都是口袋罪,任何行为也都可以被定义为FGM。

甚至,当时的德国法官还经常在犯人的行为前直接加上FGM三个字并当即定罪,从而产生了一大波极具specialcolor的国际笑话。例如,FGM骂翻公共汽车罪、FGM笑眯眯罪、FGM强奸耕牛罪、破坏上杉下香FGM罪,等等。

对此,当时的国际主流社会几乎都认为德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非现代国家。

而当时东方大国在长达30年里都没有刑法的根本原因,则是因为M并不认同法律在国家治理当中的作用、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产物,反而更喜欢用political运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直到总设计师上台后,东方大国才终于有了第一部刑法。然鹅,这部刑法中不仅依然保留了“FGM罪”,而且还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大口袋罪:流氓罪、投机倒把罪。

由此,东方大国的三大口袋罪也正式成型。

事实上,这部刑法仅仅只有192条罪名。这也意味着,该刑法中的法律内容不仅相当“概括”,而且留给(随意)执法的空间也极其巨大。

到了18年后(1997年)的刑法修正案中,最新的画面又变成了:FGM罪变成了DFGJZQ罪,流氓罪被拆分为6种罪名(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投机倒把罪变成了非法经营罪。

至此,寻衅滋事罪、提供侵入和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的工具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成为了德国的“新三大口袋罪”。

那么,为什么东方大国从始至终都离不开口袋罪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口袋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就是东方大国最高层在无法预料到未来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特意在法层面开一个口子、来为未来无法预测的行为做定罪准备。

而模糊不清、概念不明的好处就在于,哪怕在1997年制定寻衅滋事罪的人根本无法预料到未来会出现“医闹”、互联网发帖/评论/点赞这种新事物,也对寻衅滋事罪的特色操作毫无压力(妨碍)。

由此,东方大国也成为了地球上想象力最丰富的国家,没有之一。因为在东方大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

甚至,在全球其他国家都在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时候,东方大国全境范围内超过60%的人口都可以轻松的被contained在室内。

如今,在最新版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之下,任何人只要身上穿的衣服含有任何涉及到美国本文化,或者开美系系汽车,以及去本餐厅吃饭,都可以轻松地被归为“伤害ZH民族感情”的违法行为。

那么问题来了。

从法理学上来看,“伤害ZH民族感情”这个表述中的主体是ZH民族:既不是某一个东方大国人、也不是某一些东方大国人,而是ZH民族的全体成员。那么,在法律判定上究竟如何才能确定某个行为是否伤害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全体成员的感情呢?

显然,这是一个戈培尔博士看了都会震撼得五体投地的new-type问题。

要知道,在地球人的现代文明和法律中,规模最大(最高级别)的法律判定也仅仅只有“多数判定”,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进行整个民族(全体成员)的判定。

由此,引申出了一个极具specialcolor的“天问”,东方大国最高层为什么要(人为)制造这种chaos呢?

其实,只要看看二战期间的德国就能秒懂:当所有德国人都在因为口袋罪而提心吊胆时,自然就没有精力再去关注纳粹造成的其他问题了。

而对于已经陷入严重crisis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来说,对这一点的需要程度甚至比当初的纳粹德国更高。

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口袋罪已经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那么人们就不会再关注失业率这样的关键数据和经济crisis问题,就算关注了也不敢发表任何评论。

这时,数据造假和虚假宣传就变成了一件极其轻松的事情。因为在对寻衅滋事罪的极度恐惧之下,没有人再敢质疑或揭穿谎言。

同时,这种近乎whiteterror的监管,也意味着东方大国的经济和社会crisis已经处于在系统性危机边缘疯狂试探的状态。

就在这次发布新修法案的2天后(9月7日),东方大国海关总署今公布了最新的外贸数据:8月份,以美元计价,全国当月出口额约2848亿美元,同比下跌8.8%;进口额约2165亿美元,同比下跌7.3%。1~8月,以美元计价,全国外贸出口同比下降5.6%,进口同比下降7.6%。

实际上,这已经是东方大国外贸出口(和进口)连续4个月下跌。

更加尴尬(严峻)的现实是,自从进入2023年以来,RMB已贬值超过5%。也就是说,在RMB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东方大国外贸出口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连续大幅下跌。

比外贸出口进一步恶化更加容易爆雷的,则是百万亿级别的地方债黑洞。

目前,东方大国GWY已派出由央行、财政部、证监会组成的工作组到超过10个财政最差的省份进行查帐,尤其是对以城投债为代表的隐性债务进行审查和分类,并直接向李Q汇报。

对此,外界和市场认为,东方大国采取这种史上最大规模、由上而下的方式来解决地方债问题,表明了东方大国最高层担心经济出现问题之后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9月5,英国伯明翰市议会在遭受7.6亿英镑的账单打击后宣布破产,并根据1988年《地方政府财政法》发出第114号通知,规定除基本服务外的支出一律停止。

对此,东方大国媒体不仅进行了大肆宣传和报道,而且该话题还上了热搜榜。

那么,堂堂英国第二大城市,究竟财政缺口到了什么地步才会导致官宣破产呢?

这次伯明翰市议会在发出第114号通知时的声明是这么说的:伯明翰市议会宣布本市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目前的财政预算缺口为8700万英镑。

这个数字(约合1.09亿美元),甚至还不到东方大国一个三线城市烂尾楼被挪用监管资金的零头。

根据英国统计局的官宣数据显示:2021年,伯明翰市GDP约319亿英镑,全英排名第二,仅次于伦敦;GDP增速为7.4%,在英国11个核心城市中排名第七。如果按照英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来计算,那么伯明翰市2021年的财政收入约为106.3亿英镑。

也就是说,伯明翰市目前8700万英镑的财政缺口,对应的该市财政自给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比值)约为99%。

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东方大国财政自给率排名第一的城市:上海(2021和2022年的财政自给率分别为92.2%、81%)。

这也意味着,如果伯明翰市仅仅因为区区8700万英镑的财政缺口就要宣布破产,那么东方大国本土的所有城市都将无法幸免。要知道,伯明翰市的人均GDP(3.48万美元)水平相当于上海市人均GDP(2.69万美元)的1.3倍。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不向东方大国“抄作业”来解决财政缺口问题呢?

2004年,英国在针对地方政府资本融资的谨慎监管制度中明确规定:资本性支出计划不得超过地方政府承债能力,所有外部借款和其他长期债务应当谨慎可靠,而且这种谨慎性必须具有可持续性。

这个清晰和透明的制度框架,不仅为英国地方政府建了明确的责任关系,还要求各个地方政府提供其承债能力、财政稳健程度的详细指标;而且还规定当地方政府不能实现举债的可持续性时,必须采取提前支取偿债准备金、出售地方政府资产、减少当地政府公共支出等措施。

显然,在这种谨慎监管制度下,英国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存在东方大国这种“借新还旧”特色操作的空间。因此,英国各个地方政府的市政债券发行规模一直都很小。

事实上,不仅是英国,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地方债占比都非常低。

从上图(source:WIND)可以清晰的看出,东方大国的地方债(包括显性和隐性地方债)早已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special存在。

至于这对于银河系第一大泡沫、以及十几亿人口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是一个早已不言自明的送分题。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越来越习以为常(肉眼可见)的群体事件。

根据《CN劳工通讯》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2023H1,全国已发生了770起“群体事件”。这个数字,几乎已经相当于2022年全年的水平(830起)。

该报告直白的指出,疫情后,东方大国的群体事件正在达到一个新高潮。一大波涉及不同行业的抗议活动也反映了CN经济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从事没有社保、工资低微的体力工作,他们也因此组织起来。在频繁发生致命事故的陕西煤矿,工人也因为井下安全措施不达标、产能过剩而组织起来。由于经济增长停滞,在建筑业、教育界、卡车司机、超市员工、纺织业等不同行业里的CN劳工也越来越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因为大部分的群体事件起因都是追讨欠付的工资。很多群体事件发生在受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骤降的行业,尤其是电子、服装产业。

如果考虑到一大波因亏损、破产倒闭、失业而导致的严重社会影响性群体事件(恶性伤亡事件),那么关于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的根本原因也就变得更加不言而喻了。

根据东方大国统计局发布的官宣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国内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同时,《2022CN零工经济行业研究报告》还提出,全国一线城市的灵活用工占比已达到25.6%,零工需求将不断释放,到2036年或能达到4亿人左右。

早在1990年代,全球知名经济管理学家CharlesHandy提出,除了传统的全职雇员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两种人力资源:兼职人员、外包工人。

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描述“零工经济”的专有名词是gigeconomy。而在欧美民间社会,对于“零工经济”的描述则更加直白:McJob。这是专门用来描述低薪、低品质工作的构词法,因为这是大部分被归为“零工经济”的人所从事的工作。

对此,英国知名经济学家、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席WillHutton则更进一步提出,如果从事“零工经济”的人数规模变得太大,那么就意味着经济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整个社会结构也将会出现比较悲观的画面:30%的势群体和边缘人士、30%过着没有保障生活的人、40%的特权阶级。

显然,这种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一种稳定(和谐)的社会。实际上,在东方大国民间(尤其是广东、HK等发达地区),对这种零工经济的专有名词比官宣用词要直白得多:打散工的无业游民。

当这种打散工的无业游民从2亿翻倍至4亿之后,那么占整个劳动力人口(2022年的官宣数据为8.76亿人,但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将会快速下降)的比重将超过一半。而对于东方大国管理层来说,这2~4亿打散工的无业游民无疑则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实际上,在为了阻止经济crisis演变成政治crisis的各种实操方案中,《治安管理处罚法》新修法案不仅是最竿见影、而且还是成本最低的。而这次东方大国新修法案中的各种新增罪名也再一次证明,只要能够继续保留口袋罪的口子,那么未来就可以随时(无限)增加新的罪名。

托马斯·阿奎那说,由畏惧造成的基础是脆的。当机会和成功的希望自行出现时,以前由于心怀畏惧而始终唯命是从的人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们的支配者;他们之前越是单纯由于畏惧而在愿望上受到抑制,那种反抗的声势也就愈加猛烈。正如水一样,如果强加压抑,当它找到一个出口时就会格外锐不可当地喷涌而出。

楼下保安说,昨天上午在小区便利店里发现一位90后业主在津津有味的吃泡面,我问他上班时间为什么会在这里吃泡面,他说自己已经灵活就业3多年了。我又问,这个泡面好吃吗?他说不好吃。我说,那你为什么还吃得这么开心?他淡定的笑着说:因为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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